论长久——写在教师节，追念先师陈听宽先生

我向来是不大懂得纪念的。

人死了，便死了。火化，安葬，设一个日子，摆几束花，发几行字，大抵也就完了。热闹的是活人，死人并不知道。这道理我小时候就明白，所以每逢清明、忌日，我总有些心虚，觉得那些仪式，多半是做给自己看的。

然而这七年来，先生的脸却常常在我眼前晃着——笑着的。

有人给我讲过一部叫《寻梦环游记》的动画片，说人的死不是真的死，被忘掉了才是；整篇竟是欢乐的。我原不大信这类哄孩子的道理。可事实竟有些应验：先生走后七年，我并没有刻意去记他，那张笑脸却自己浮上来，在高压台嗡嗡的声响里，在会议室长桌的对面，在我被一件难事堵住的夜里。

今天是教师节。朋友圈照例热闹，祝福的话堆得像秋天的落叶，扫也扫不完。我本也该凑上去写两句吉祥话的，可一提笔，想到的却不是祝福，是债。

那些祝福的话原也不错，只是谢得太宽，便像谁也没有谢。我想了想，还是从一个一个谢起罢。

我这些年的营生，是跟二氧化碳打交道的。

二氧化碳这东西，看不见，闻不着，脾气却极长。科学家算过一笔账（见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我们今天烧出去的一分子二氧化碳，一百年后大约还有一半赖在天上不肯走；一千年后，仍有将近五分之一留在那里。它不像烟，风一吹就散了；它像一笔欠条，记在你孙子的名下，连本带息，几代人也未必还得清。

更荒唐的是这些碳的来路。我们烧的煤，是三亿年前石炭纪的森林——那是真正的"前人栽树"。前人把树老老实实地栽下，埋好，压实，等了三亿年；后人挖出来，一把火烧了，通电，开车，凉快。这凉快，是从子孙那里赊来的。

于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到了这里竟变了味：前人的树，今人乘凉，后人付账。

我常想，人世间最难的事，莫过于替没见过的人打算。一个做官的肯替五年后打算，已是难得；肯替五十年后打算，近乎圣人了。可碳这东西，偏偏要你替三百年后的人打算。我们这些做双碳的，大抵就是替三百年后的人还债的——还的是看不见的债，谢的是见不着的人，或者，挨的是见不着的人的骂。

先生也是做"长久"的事的。

只是他做的那件长久的事，不欠债，只生恩。

我是一九九六年考上先生的硕士的。那时我在东方锅炉厂设计处画图，白天上班，夜里看书。单位只允许考一次，这一考，便没有退路。我想，总得先到学校去见一见老师，留个好印象，面试时兴许多一分把握。

见了面说了些什么，我如今竟恍惚了。只记得一张温和的笑脸。那笑里没有考问，没有掂量，也没有"你行不行"的意思，仿佛我只是来串个门的学生。走出门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定了：就他罢。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定"，定了几十年。

高压台，高压台，高压台。

凡在先生门下待过的，大抵都记得那地方。焊热电偶，拿包了胶皮的棒子敲阀门，整夜整夜地守着仪表读数。那活计又脏又累，还带着几分危险。我做学生的时间长，见的事便比旁人多些。有一回，胡志宏、孙丹的实验，管子爆了。搭了多日的台子，一夜回到开工前。所幸人没有伤着。

这事若搁在别处，大约是要拍桌子的。可我从未见先生发过火。他当然是有脾气的——人哪有没脾气的呢？然而遇到事的时候，他只是从容，只是淡定，把要求一条一条说清楚，声音不高，手不抖，脸不红。那神情仿佛在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来。"这句话先生从未说出口，可他每一次都是这么说的。

我后来走上社会，遇到过难事，遇到过坏事，遇到过几乎过不去的坎。每当那时，脑海里便浮出那张笑脸，于是心就定了一些，人也敢往前走了。师者，授业解惑也——我疑心"解惑"这两个字，原也不全在书本里。

先生的学问、能力、口碑，在锅炉这一行，是杠杠的。学科奠基人，一辈子的严谨，论贡献，论人品，都不该有话说。可世事偏不如人愿，两次院士评选进入第二轮，最后都没上。

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是很替他不平的。不平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有些怨气——凭什么呢？这得问问天去。我们尚且如此，他本人又当如何？不甘、不服、憋屈，总该有一些的罢。

然而我从没听见他抱怨过一句。他照旧笑，照旧做事，照旧对学生好。后来我渐渐明白，那不是麻木，也不是想通了——是想通了又怎样呢？人生在世，谁不碰上几道坎？坎过了就是了，若还要留下一肚子坏心情折磨自己，那是赔了本又赔利的事。

先生用他的豁达，给我们上了最难的一课：得与失，原是一笔不必天天去算的账。算得太清的人，反倒活得不痛快。

人这一生，最难的其实是处理关系。父母、伴侣、子女、同学、同事——人是世上最复杂的东西，有时候连自己也不认得自己。到底有多少面？哪一面是真的？人究竟为什么活着，又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这些问题太大，先生大约也给不出全部的答案。但从他身上，我至少看见了几样。

他最后一次生日会，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向吴老师鞠躬致谢。吴老师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看着，心里也热热的。那么多年，他和罗老师搭班子做事，从不争，从不抢，把"同事"两个字做得叫人服气。一个人对待身边人的样子，大抵就是他全部的人品。

后来他到北京看病，我陪他吃过几顿饭。那样的时刻，他也还是老样子：温文，客气，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别人。一个人走到最后那段路，还能保全体面，不惊动谁，不拖累谁——这不是"修养"两个字说得尽的，这是骨子里的东西。风骨这种东西，平日里看不见，越是临近终局，越亮。

他来时带着笑，走时也没丢份儿。

教师节这天，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因为我想，老师和碳，其实是世上最相像的两样东西。它们都不着急，都不喧哗，都要很久很久以后，你才看得出它们究竟做了什么。

一吨碳排出去，一百年后还有一半在天上；一个人教出来，二十年后他成了材，四十年后他又教出了人。看不见，摸不着，却都在。

区别只在于：碳留下的是债，先生留下的是恩。碳是我们图一时方便，硬塞给后人的；先生是把自己的半生，悄悄种进后人身体里的。

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本也不是一代人做得完的。从一九九二年的里约，到《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到"双碳"目标，一棒接一棒，跑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跑的时候谁也没见过终点。做先生的也是如此：他教我们，我们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再教他们的学生——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链条有多长。可这链条，正是他起的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本是好话，可惜被我们这一两代人用坏了：我们烧掉了前人三亿年的树，把凉快提前享了，把热留给后人。

好在还有另一种栽法——把树种在人心里。这种树不烧，不砍，不排碳，还年年长。三百年后的人未必记得你的名字，可他们呼吸的空气里，有你。

我在先生门下待得久，久到迟迟未能毕业——这句话原是自嘲的，如今想来，倒像句实话。我这一生，大约都毕不了业了。

学问上，我并没有把师门的风光发扬出来，这是惭愧的。但耳濡目染的那些东西——对学问的认真，对事情的从容，对人的温厚——我一直在学，也一直觉得不够。

先生走后七年，我总想对他说一句话，却总觉得还不到时候。今天不妨先写下来，权当作业。

陈老师，做您的学生，真好。我还在努力。然而要谢的，其实不止先生一位。

我这一生遇见过许多人，都可以叫做老师。东方锅炉厂设计处里教我看图、教我下笔的那些老师，他们并不认识后来的我，也不曾图我什么；实验室里手把手教我焊热电偶的师傅；走出校门后把我骂醒的上司；还有我自己的同事，客户——他们逼着我不敢不懂装懂；甚至我的孩子，他教我什么叫做耐心。

这些人大多不知道自己教过我什么，教过之后也并不等回音。凡是让你在某一刻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大抵都是老师。

先生是西安交大的西迁教授。我如今想，教育的样子，先生的先生们早就做过了：六十多年前，一群人从上海搬到西安，把一所大学搬到黄土地上，吃苦的是那一代，乘凉的是后面好几代，而受益人的名字，他们一个也不知道。教育这件事，大抵就是这样一段看不见头的接力——前面的人不曾问过值不值，后面的人也不必道谢，只是接过来，再往下传。

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是立竿见影的东西。煤烧掉，立刻有电、有钢、有增长，账单留给三百年后；教育却是投进去二十年，才冒出一点影子，而且多半长在别人身上。世间有两样最要紧的事，偏偏都是反效率的：减排如此，教书如此。一个社会肯不肯在看不见回报的事情上花力气，大抵可以看出它的文明程度。

所以在今天这个节里，我要谢的就不止先生一位了。

我谢所有在我笨拙的时候没有笑话我的人，谢所有在我走偏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人，谢所有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出来、却并不问我要回什么的人。

你们做的事，都要很久很久以后才看得出来——像天上那点看不见的碳。只不过你们留下的，是可以让后人乘凉的树。

夜深了。窗外没有风，也没有月亮。我坐在这里写这些字，又看见那张笑脸了。

于是便又坐直了一些，想着：明天还有几件难办的事，去办罢。

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你们做的，都是长久的事。

注：陈听宽先生是我论文答辩的主席，如右图1997年答辩合影：左四是陈听宽先生，左一是车得福老师，车老师也是我今生遇到的非常好的贵人，右三是我的师兄李广军大哥，对我也非常不错，经常在我老板面前说我好话，左三是于立军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12月在项目合作时在多相流实验室聆听了先生对项目前景以及实验方法的讲解。更为重要的是，在我1997年研究生毕业之际，陈听宽先生和林万超先生帮了我一个比天还大的忙，直到如今，我心里一直都无法忘记，所以今天特转载唐人虎先生的纪念之文以表达对陈先生的深深敬意和感谢之情。